这体现了明治宪法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作为一部二元君主立宪制宪法，明治宪法具有近代宪法的民主色彩。
宪法中具有原则属性的规范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应当得以实现取决于各种可能性,而这与其是单纯的客观规范还是同时具有主观权利属性并无实质关联，认可社会权具有主观权利属性也不意味着应当对其予以更多的考量。[32]参见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27-37页。
同时，宪法中的人民又不局限于全国人民，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与全国人民有着相似的宪法结构，在各自区域内构成施加政治影响和承担政治责任的共同体，同样属于人民主权原则中的人民。当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比例原则适用的影响局限于功能法层面，不可能改变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及审查步骤，只会调整比例原则的适用强度。即使我国未来的合宪性审查主体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工作本身也不会发挥民主合法化功能，其任务和作用局限于对不符合宪法的民主政治过程和结果予以纠正进而维护宪法尊严，而非更好地代表和体现民意。[39]参见任喜荣:《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衡量维度》,载《荆楚法学》2022年第6期,第57-66页。与此相应，对社会权入宪的批评并不具有说服力，相关的担忧亦无必要，照搬给付义务功能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淡化社会权的作用或者将社会权解释为国策等做法同样不可取。
[39]经过数十年的积淀，我国宪法学研究已经开始在全球宪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植根于中国宪法文本构建知识体系已成为必然趋势。由于基本义务并不对公民产生直接的约束力，需要通过法律予以具体化，因此这些在宪法层面的紧张关系应在立法转化为规则后得以消除。国有资产两权中广义政府部门行使的财产所有权是权力，而国有公司可自主行使之权是权利。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个产占有的公平、公正性和良好的增长前景，不在于绝对量在当下超过其他社会形态的国家。法学的个人财产同经济学的住户财产、居民财产、家庭财产是同义词，故个人财产理所当然包括非公营广义公司财产，但是，国民财富二元划分研究框架的特别之处在于按最相近原则和相对合理的考虑将公营广义公司的经济所有权纳入个产范围。国有广义公司的财产权利，也是与公共机构的权力相对称的，划入权利的范围理所应当，尽管其中有些只是一过性形式的权利，其后面的物质内容只是一过性形式个产，如机关法人进入市场披上法人外衣后的采购行为。对于法学研究很重要的居民部门初始收入总额和平均数似乎不是经济学十分关注的项目，所以，中外似乎都很少发布这方面的具体统计数字。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是比较高的，2010年38.48%，2019年34.79%，2022年从已有的数字看是33.47%。但从实践法学国产→权力个产→权利研究的实际需要看，一般并无必要严格区分资产和财产。
国有自然资源是我国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很难具体定价和计算，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应该能找到相对合理的定价办法，只要合理地评估下来，国有自然资源的价格总量相对客观即可。制宪、立法和司法认定人的生命、身体及其构件是财产，人的生命、身体及其构件才值钱，否则必然可能不值钱。从逻辑上道义上看，只有确认人的生命、身体及其构件是个人财产，它们在受到剥夺、伤害时才能获得公正赔偿。广为报道的例子有巴西球星C罗曾为双脚和腿都购买了1.44亿美元的保险，英国球星贝克汉姆曾为腿、脚趾头和脸共投保1亿英镑，名演员詹妮弗·洛佩兹一度为腿投保达10亿美元，钢琴家郎朗10根手指投保的人民币过亿，女演员亚美莉卡·费雷拉给自己独特的微笑投保1千万美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含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丧葬抚恤补助支出。[55]那时诸法合一，这些是民事赔偿还是刑罚罚金，那时并没人关心。结合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认识这个过程，是看清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和法律保障的公权利之个产内容的关键。致人一耳被撕裂赔6先令。
居民部门总资产减去金融负债贷款623.383千亿元，有净资产总值5126.222千亿元，居民部门人均净资产为36.7万元。世界银行最新的做法，是将国民财富主要视为由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生产资产和外汇资产构成的整体。
[26]这是以2014年美元国际平均价，根据各国生活成本的差异和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得到的数字。这些都是保护国家、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障社会正常发展和既定法律秩序的支出，主要表现为公职人员的工薪、设施装备购置维修花费和开展公共管理活动的经费。
国有资产在实践上分解为两权，不是国家财产独有的现象，个人财产也能如此。[③]易言之，这就是把社会的全部财富做包括广义公司[④]、集体经济组织在内的居民（或住户、家庭，转化为法学话语就是个人）部门与广义政府部门的二元划分。[⑤]本文对我国国产→权力和个产→权利具体转化机理的揭示，是与财政学者对一国归属已定全部资产做二元划分的方法相对应的。这众多事业单位中，承担基础性社会职能的，都是由国家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形成的事业单位法人。个产是私权利的基础，它的有无和数量直接决定个人私权利的有无和数量，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公权利。[53] See S.Tzvetkova and C.Hepburn, The missing economic measure: Wealth,Our World in Data ,March 26, 2018, https://ourworldindata.org/the-missing-economic-measure-wealth.[54] See Total wealth by asset group, World, 2014, OurWorldinData.org/the-missing-economic-measure-wealth CCBY.[55] See F.L.Attenborough（edited and translated）, 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pp.7-13.[56]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2022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对该司法解释作出修改。
笔者阅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恩格斯以上论述得到的直接启发有三点，而这三点正好反映了把人的生命、身体乃至人口作为资产予以承认的必要性，以及不予承认的不合理性：（1）每一个个体的人，从胚胎到成年，无时不需要有人出钱养大，而养的内容，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从最基本的吃饭穿衣，到受义务教育、职业训练，再到受程度不同的高等教育，涉及领域极其丰富多样。承认这些只是正视客观现实，不仅不贬低人，甚至是让人获得人格尊严和应有权利所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之一。
恰巧，我国财政学者近年研究和编制本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时采用了一种很值得笔者做这项研究时借鉴的专业方法，其要点是把社会净财富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居民和政府手中。还有相关的其他附随性问题。
以食品烟酒消费为例：食物是肉食还是素食？肉是羊肉牛肉还是猪肉鸡肉，1斤还是5斤？素食是大白菜还是虫草、燕窝，多少千克？香烟是便宜的红塔山牌还是较贵的中华牌，多少包？酒是老白干还是茅台，多少瓶？这些食品烟酒按质都处在不同价格档次，按量都有不同的数字，它们一一对应着具体种类、具体质量和具体数量的权利。[38]这些可对比的储蓄率数据，所反映的是处于储备状态的、待转化为权利的个产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2021年广义政府部门净财富还没有数据，但2019年有相应数据，为总量人民币1628.349千亿元，[18]按两年间增长6%的保守估算，2021年应当是1726.05千亿元，加上当年财政总支出448.379千亿元，2021年我国综合公产总量应可以确定为人民币2174.428千亿元。至于非国有企业，那通常当然是整体放在居民部门。尽管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2014年的数据，除低收入国家外，人力资产仍是各国财富四个组成部分中最大的一个。国民财富总量是对一国归属已定全部财产的静态描述，从指标上反映一个经济体基础资本的存量。
三、证成财产向权利、权力转化假说须回应的理论问题 如果国有财产全部由公共机关消耗，理论上公产会全部转化成权力，这没有多少疑问。很多国家的古代法都包含这方面的实例，但相对而言还是《埃塞伯特法典》最典型。
再看进入了广义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预算收支中哪些应该从生成权力的国家财产中排除。经济结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说到底它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体现它的财产总量和财产结构。
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决算支出76.163千亿元，占全国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的67.17%，有结余。如果说居民部门向政府所纳之税和其他各种缴纳是宪定各种基本权利和法律保护的公权利的物质内容，那么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就是私权利的物质内容，而且具有直接的对应性。
同理，作为国产消费主体的广义政府部门，也是从实质意义上讲的，只要一个机构或组织执行着政治治理职能，无论其名称如何，他们最终耗用的国有财产通常也都会生成为权力。与此同时，居委会的民事权利类同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村委会的民事权利主要依托集体所有的财产，后者本来就处在二元划分框架中的居民部门财产范围内。所以，商品是立法者赋予具体产品、财产的法律属性，受社会进步和政治、伦理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们先参照以宪法为根本的法律制度从法学角度看看哪些财富内容应该添加进能够生成权力的财产的范围。
当一个人被杀害或伤害致残的时候，将人的生命、身体认定为财产的立法、司法与无视人的生命、身体财产属性的立法、司法，处理结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但是，如何确定国有财产的总量或体量呢？在盘点我国公产的家底方面，财政学者编写的中国广义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2000-2019年）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用信息。
[19]实际上，如果价格合理，政策允许出售，相当大一部分国有农地是完全可变现的，哪怕仅仅是其使用权。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
